凡事皆有代价，快乐的代价便是痛苦。

都说上海女子自视极高，这话恐不是虚言，却未必真是趾高气扬，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清绝孤高，却多少带着些孤芳自赏的情愫。

海派女作家王安忆在《两个大都市》里形容上海的豫园，我倒觉得亦是在形容着上海的女子，“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以作高楼入云，迷径交错，好似山高路远。它乱着人的眼睛，迷着人的心。它是炫耀机巧和聪敏的。它是给个谜让人猜，也试试人的机巧和聪敏的，它是叫人又惊又喜，还有点得意的。它是世俗而非权威的，与人是平等相待，不企图去征服谁的。它和人是打成一片，且又你是你，我是我，并不含糊的”。

这情愫不是造作娇柔成的，而是经由着岁月时光雕琢蔓延开来的，像是吸着日月精华取天地之气幻化成的人精，早已是脱胎换骨般的涅磐。

这样的女子若嫁得心存怨气，怕是这情愫更是挥之不去，定要一番苦苦相缠。

曾有文章这样形容三十年代的上海女人，“女人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周璇以饰演《马路天使》中歌女小红而一举成名，获得了金嗓子的美誉，阮玲玉、李香兰红极一时。中国歌坛的第一位流行歌星是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上海至此有了“东方夜巴黎”之称，当时的歌手有五六十人之多，在二十多年繁花似锦的吟唱岁月中共录制了两千多首歌，出版了三百多张唱片，与现在的香港歌坛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而现在香港唱片公司的那一套看似前卫的操作手段好多早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歌坛就已经是屡见不鲜的做法了。想当明星的女性，活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有福了”。

白光自顾自哼唱着暧昧而流行的曲调，却是受过最为正统的声乐训练的。早年曾赴日本留学，与李香兰同拜日本著名声乐家“蝴蝶夫人”三浦环女士门下悉心研习声乐。

与身为山口淑子的李香兰不同，白光的日本之行，我想对于她北方军阀家庭出身的背景多少还是掺杂着些政治意味的。以至于暮年时她于香港接受某媒体专访时谈起那几年的日本生活，虽未正式承认她的“间谍”身份，依旧满怀深情地说下“就让我为我的祖国做点事吧！”。

正因为对音乐近乎偏执的热爱，她那短暂神秘不被世人所提及与祝福的第一次婚姻的男主角便是一位声乐家。

记得一位哲人曾说过，“爱情总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遗憾，便是败于终成眷属的厌倦”。

“那一阵子白光事业顺利，风头甚健，但她终究还是女人，遭遇过那么些磕磕绊绊也没使她灰心，她要被爱，也要爱人。可是时局太坏，人心太坏，白光运气更坏，她吃一堑却没长一智，仍旧所托非人。其实这也难怪，与她往来的，除了电影圈子里的，就是些生意人和白相人，那些人殷殷勤勤地接近她，能为着什么？”。

白光第二次婚姻里的男主角，正是她在盛年从艺时结识的一位美国飞行员。

在这个狡猾贪婪的洋鬼子的猛烈攻势下，白光有别于第一次婚姻的“母命难为”而初尝了自由民主恋爱的滋味。然在感情上不谙世事的白光，终究还是没能摆脱被男人始乱终弃的命运，在与那洋鬼子冗长的离婚诉讼官司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财力。

许多人至今不明白，见过大世面又经过风雨的大明星白光，怎么就生生掉进了一个一文不名的洋鬼子设下的爱情圈套里了呢？

这明眼人一眼便能看穿的洋鬼子觊觎她财产的阴谋，怎偏就她看不真切呢？

然在我看来倒未必是这洋鬼子口才多乖巧，手段多高明。他无非像是满清旗兵身前的那一个虚张声势的“勇”字当头，情场上一翻胡乱撕杀却将那白光轻取而来。

回首人生，身为女人的白光免不了一声叹息，“我这个人做人失败，得罪不少朋友，婚也结得不好，一路走来，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

世人皆当白光是那遥不可及的大明星，自是眼高入发、目空一切的，便都不敢轻易来追，倒真的只有他大起胆子来追，无所顾及的，一来二去反倒显出他的好。

从来情场上的男人只有两类是长胜的将军，一类是富贵多金，自然引得女人趋之若骛；另一类便是巧舌如簧的，更是能引得女人抛下矜持娇贵，不管不顾起来。

秋野写过一首歌词，“只不过是汝矛来剌汝盾，一个尘劳，一个业障，只不过是用凸的应付凹的，一块丰碑，一面牌坊”。

如是我看的男欢女爱、情爱欲念，古往今来，你情我愿亦或你情我不愿的，皆是尘缘与那业障，不是不还，终究是时候未到。

“弹指三生断后缘”，姻缘得尽，再论是非罪过已是无意之事。

世事本就是森然无常的，越是看得清明透彻，越发得所顿悟。